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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寻找咸丰米店

来源:宁化县纪委监察局     发布时间:2017-10-31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一

       我的家乡是革命老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踊跃支持革命。平心而论,我和家乡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长期以来一直以为当年老百姓在财力和物力上支持革命都是无偿奉献的,直到我看到县政府转来一份县长的亲笔批示件后,才知道当年老百姓也有赊借粮食给红军的情况,他们和苏维埃政府存在着一种借贷关系。

批示件是一个叫阴福生的人直接写给县长的,说恰切一点就是一份向县政府讨债的报告,不长,也就大半页纸。阴福生在报告里称,他的爷爷阴寿堂曾是咸丰米店的老板,1934年,为支援红军,在县苏维埃政府的动员下,借了500担稻谷给红军。现在由于其本人生活困难,要求县政府偿还当年向他爷爷借走的稻谷按现时价折价人民币10万元整。阴福生在报告后面还附了两份证明材料:一份是解放后第一部县志上记载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内容复印件,另一份是县志办出具的情况属实证明。

说实话,我当信访局局长四年多了,处理过各种问题和诉求的来信来访五花八门,可竟有人会向县政府追讨大半个世纪前的债务,我还是头一回遇到。按理说,群众来信来访应先找信访局这个职能部门,可阴福生却直接将讨债报告写给了县长,不禁让我感到有些吃惊。县长是从省直机关空降下来的,年轻,才四十出头,上任不到两个月,因还没开人大会,所以在官方文件和媒体的称呼中县长前面都加了个“代”字。县长在阴福生的报告右上角作了如下批示:“请信访局调查核实并上报。”我猜想县长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在看到报告时肯定也和我一样吃惊,于是就火急火燎抓了我的差。

我拿着县长的批示件去县志办找苏景安。既然阴福生提供的两份证明材料都是从他那来的,他应该对此事非常清楚。

苏景安是我发小,文笔和口才都十分了得,平时恃才傲物,脾气又犟,得理不饶人。他原是县委办副主任,只因个性太强,经常因为工作上的事和领导争得面红耳赤,让领导下不了台,属于领导要用又不敢重用的角色,届中调整干部时干脆明升暗降,让他到县志办当了个主任。谁都知道,县志办和县委办虽然一字之差,但却有天壤之别。但这家伙不当一回事,反倒觉得在县志办清静,乐得逍遥自在。

县志办在县政府大楼左侧的一座两层青砖小楼里,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当时是县委的办公场所。虽然破旧,但它有堵围墙和政府大院隔开,由一个月牙门进出,自成一个小小的院落。院子里种着些兰花和几丛修竹,特别是春夏季节,满墙爬满绿油油的爬山虎,更是显得清幽。苏景安到了县志办后,自撰了一幅字曰“一方庭院深幽处,半卷闲书一壶茶”,请人装裱后挂在办公室。这座小楼还挤着文联、党史、红十字会等几个偏冷部门,县志办在一楼。

苏景安是个近视,鼻梁上的眼镜比酒瓶底还厚,头发已经有点谢顶,我进门的时候,他正双手交叉“噼噼啪啪”拍打着双肩。见了我停下,问,有事?然后又自我解嘲说,颈椎病、肩周炎,全都是在县委办写材料落下的。

我把县长的批示件递给他。他拿着材料瞧了瞧,起身翻了翻桌上的台历对我说,这是上个月13号的事,当时这个叫阴福生是有来找过我。

据苏景安回忆,那天阴福生到县志办说要借阅县志,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阴福生捧着一本县志到苏景安办公室问能不能复印里面他想要的内容?苏景安说当然可以,并叫资料员帮他复印出来。阴福生拿到复印件后又向苏景安提出要开个证明。苏景安当时就有些奇怪,拿过复印件一看,上面就是记载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内容。阴福生解释说,咸丰米店是他爷爷开的,当年就是他爷爷借了几百担谷子给红军的。苏景安不禁对他刮目相看,问他要开什么证明?阴福生说想要一张他爷爷当年借谷给红军的证明。苏景安告诉他,县志上有记载,要不要证明都无妨。但阴福生说县志是你们编的嘛,有你们的证明才有说服力。苏景安问阴福生要这个证明干嘛?阴福生回答说只想知道当年他爷爷也为革命做了贡献,可以教育后代嘛。苏景安当时感到他挺有觉悟的,于是就给他出具了一张情况属实的证明,并盖了单位的公章。

那天我还送了阴福生一本县志,他对我千多万谢。苏景安点了一根烟,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想到这阴福生是早有预谋,我出具的证明成了他向县政府讨债的依据。

我问他知不知道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事?

苏景安白了我一眼,1934年的事,到现在都八十多年了,我爹都还没出生呢,我哪会知道。不过,县志里既然有记载就不会错。他找来县志,“哗哗”翻了一通,指给我看,喏,在这,白纸黑字一清二楚。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编修的第一部县志,的确,阴福生提供的证明材料在“革命老区特记”卷中有如是记载:“民国237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作出秋收中在苏区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要求915日完成。818日,全县开始动员,至8月底完成34000担。在收集粮食、借谷运动和节省三升米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和事迹,泥瓦匠张木生(红军家属)在贫农团会上自报借谷16担;咸丰米店借谷500担;马铺乡一红军妻子自动借谷9担,并说:‘我愿自己节省一些,借给红军,让他们吃饱饭,打胜仗。’东郊区列宁小学组织粮食突击队、调查队,帮助征收地主富农的谷子330担,儿童自己节省谷子40担支援红军……”

从县志记载的内容看,当年咸丰米店确实借了500担的谷子给红军。但县志编修时又是根据什么来认定的呢?

肯定有根据,你以为县志是胡编乱造出来的?告诉你,县志的作用就是存史、资政和教化,它本来就是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来不得半点虚假,它所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反复验证有根有据的。苏景安显然对我的外行有点瞧不起,如果你连县志都不相信,那还能相信什么?

我说,我并不怀疑县志的真实性,我只是想知道作为历史资料的志书它里面的历史资料又是从哪里得来的。

你的话听起来怎么这么拗口?编修县志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前期至少要动用几百上千人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甄别工作,这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至于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事,肯定也是这样得来的。

我问,这些原始资料还找得到吗?

按常理,编修县志的原始资料是永久性的,应该要保存。不过,解放后第一轮县志的下限是1987年,到现在都要30年了,那时你我还没参加工作呢,我不敢保证还能不能找到。也算你小子命好,去年因为要完善地情资料库,我们特别请了档案馆的技术人员帮我们把这几十年来的各类书籍、资料重新整理归类了一遍,要是有找起来也不会很难。

还真如苏景安所说,资料员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从堆积如山的资料库中找到了当年编修第一轮县志有关革命老区特记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装在十几个大档案袋里,少说也有三四十万字。可以想象当年编辑们根据这几十万字的原始资料编纂出三万来字的革命老区特记一卷,的确付出巨大的劳动,何况近两百万字的县志要收集的资料真是浩如烟海。

我整整查阅了三天,终于在那三四十万字的原始资料中找到了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两份历史资料的复印件。一份是1934912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表扬中央苏区开展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好人好事的红榜通告,在一大串名单中,我看到了咸丰米店借谷500担的记载;另一份是县苏维埃政府开展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工作总结,总结中也有提到下东门的咸丰米店借谷500担给红军的事迹。这两份复印件上都盖了档案馆“与原件无误”的印签。

这都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我据此将咸丰米店借谷500担给红军的历史事实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呈报给了县长。很快,县长就批示由民政局酌情解决,并由信访局给阴福生一个书面答复。

我原以为此事得到了圆满解决,可不料一个月后,县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对当年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事重新进行调查,不仅要弄清阴福生和阴寿堂的关系,更要查清咸丰米店和阴寿堂的关系,当年这个咸丰米店的老板到底是不是阴寿堂,如果是,这个米店是不是还有合伙人等等。原来,阴福生收到答复件后便去找民政局要钱,可民政局长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认为这应该是老区办的工作范围,让阴福生去找老区办。老区办主任是个刚从乡镇书记位置上调整进来的,虽然还是正科级,可老区办在人眼里就是个二类局,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出,想也没想一脚就把皮球踢了回去。阴福生跑来跑去,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气得有一天在县政府大门口拦住了县长的车,质问县长是不是把他当猴耍,想赖账,还骂县政府尽养些吃饭不理事的人。县长听了阴福生的反映很恼火,认为职能部门不把百姓的诉求当一回事,把民政局长了一顿。可民政局长说,虽然民政局主管救灾救济,但钱都是专款专用,他也了解过,解放后就没遇到这类向政府讨债这样的事,所以也从来就没有这方面的经费预算,何况这笔钱归到哪个项目他也说不清。虽然10万元不算多,但要民政局出这笔钱,他没地方出账。再说了,一个老百姓凭着书上写的一句话就来找县政府要10万元,连个凭据都没有,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民政局长是个老油条,说真要出这笔钱,也得县财政出,只要你县长大笔一挥,10万元也就拔根毛。

可财政局长得知后认为民政局长给县长出馊主意。他提醒县长,这事得从长计议,县财政出这笔钱不难,可是这个头一开,谁知道当年红军向老百姓借了多少粮食,万一到时有些人有样学样,都来找县政府要钱怎么办?县财政本来就紧张,要真惹上这事,吃不了还得兜着走。县长是省直机关下来的,没有地方工作经验,被财政局长这么一说,也感到事态有点严重,觉得自己在处理这件事上确实草率了些。便让我一边做好阴福生的解释安抚工作,一边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

你给我好好去调查调查,当年我们的苏区政府共向全县群众借了多少粮食.有什么凭据没有,特别是阴福生提出的问题,咸丰米店究竟和他有什么关系?总不能凭他一句话说他是阴寿堂的孙子就是孙子吧,凡事总得讲证据有凭据。反正越全面越好,越详细越好。县长最后这么对我说。

 

下午的阳光穿过院子里稀疏的竹影,如散金碎玉般倾洒在窗台上,暖洋洋的,软绵绵的。

苏景安嘴里叼着一支烟,烟灰翘得老长,一目十行地看完我那份调查报告,然后不肖一顾地把报告丢在茶几上冲我说,你这份报告只找到了咸丰米店借谷500担给红军的证据,根本就没有证明咸丰米店是阴寿堂开的,甚至连阴福生是不是阴寿堂的孙子都不知道,你这也叫调查报告?再说了,县长就凭你这样的调查报告批示给阴福生10万元,我看他和你也差不多,脑袋都进水了。

被苏景安一顿奚落,我脸上有点挂不住。但我又不能否认苏景安说的没有道理,那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都没调查清楚,我竟然会没想到。

你的调查是建立在咸丰米店的老板是阴寿堂,而阴福生又是阴寿堂的孙子这个基础上的,你一开始就被阴福生那份讨债报告牵着鼻子走。

苏景安说得没错,我的确没有去怀疑阴福生那份讨债报告的真实性。很明显,咸丰米店和阴寿堂、阴寿堂和阴福生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证据链,只要其中有一个关系缺少证据,阴福生都没有资格向县政府讨债。现在想来,我不能说民政局长的话有错,也不能说财政局长的担忧是杞人忧天,更不能说县长要我重新调查是多此一举。

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阴福生肯定是阴寿堂的孙子,咸丰米店也一定是阴寿堂开的,至于有没有合伙人倒还要做进一步的落实。苏景安把烟蒂扔进茶几上那个当烟灰缸的茶叶盒里,顺手又点起一支烟,懒洋洋地在沙发上摆了个“葛优躺”,这么对我说。

你怎么这么肯定?我站起来推开窗,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屋子里的烟味顿时清淡了许多。

你随便想想,换成你你可能拿这样的事和政府来开玩笑吗?何况阴福生是一个平民百姓。苏景安从小在我们一帮同学中就爱以老大自居,他考虑问题十分直截了当,但往往都能一矢中的,这也是我佩服他的地方。虽然我觉得向政府讨债这种事一般人不可能去无中生有,但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主观推测而是客观证据。我让苏景安帮我查找查找,毕竟县志办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较为齐全。

我才不淌你那趟浑水。苏景安脑袋摆得跟拨浪鼓似的。

你别忘了,阴福生提供的两份资料都是从你这出来的,那份证明还是你亲手写的,事到如今你也有责任。我将了他一军。

你少给我来这套。苏景安跳了起来,我有什么错?事实是明摆着的,出具证明是合情合理的,只要查阅资料者有要求,我们都有义务出具证明。

我又没说你错,但资料是从你这出来的,你总得帮我理顺清楚吧?现在呢,算我请你帮忙,不然我去请示县长,把你也扯进来,那时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责无旁贷。我一本正经地说。

他妈的,你小子是在绑架我,有你这样的朋友算我倒了八辈子霉。苏景安骂骂咧咧,但口气软了下来,说吧,要我怎么帮你?

我哈哈大笑起来,虽然苏景安一副拒我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但我知道只要他答应下来的事一定会很认真负责去做。

很快,苏景安就从县志里找到一些相关资料。根据县志记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为中央苏区的我家乡为保障红军给养,广泛开展经济竞赛及收集粮食、借谷、节省三升米活动,在财力、物力上支援主力红军作战。从1931年春到1934年秋红军长征出发前夕,全县共筹集1000多万斤粮食支援前线。

在这1000多万斤粮食中有多少是百姓借给红军的呢?苏景安认为应该在三分之一左右。

我表示怀疑,我们是中央苏区,当年的百姓都有很高的革命觉悟,不可能有那么多。

苏景安突然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吗?

废话。

你每个月都还在领政府的工资吧?苏景安斜着眼睛看我,按理说你思想觉悟比普通老百姓要高,应无私奉献才对啊。

你这是强词夺理!

也许我打的比方不恰当,但当年的百姓觉悟再高,他们也要生活、吃饭,总不可能把劳动所得全都无偿地送给红军吧?

看我不说话,苏景安接着说,当年我们县是红军筹粮筹款补充兵源的重点地区,那几年红军反复在苏区筹款筹粮,而且需求量都比较大。你想想,苏区地盘就那么大,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越缩越小,要养活那么多人,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百姓负担有多重。

对于当年红军在我家乡筹粮筹款县志上有作简要记载,为说明问题,我在这里不妨摘录几段:

1932620日、1021日,中央执委发出13号、17号两道训令,分别分配给我县一期10000元、二期7000元‘革命战争’公债,我县仅用10天就完成。”

19333月,中央执委发布20号训令,要求群众‘把借谷子集中于区政府保存,听候中央处理’。全县人民积极执行,仅南坪寨一个区不到7天就借出稻谷980石(每石60公斤),且大部分群众不要借谷票,不要政府归还。”

     1933722日,中央执委决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全县当时分配了2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和8万元合作社股金筹款任务,当时县、区苏维埃政府层层宣传发动,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完成了筹款任务。”

     19342月,中央发表《为迅速开展收集粮食突击运动而斗争》的社论,决定:‘集中土地税、公债款,以收谷子为原则,开展普遍的收集谷子突击运动’,划定我家乡为中央粮食部派员开展突击运动区域。县、区两级大部分干部参加突击队到各区开展经济动员突击运动,采取有力措施,征收地主富农资财,打击惩办破坏分子,表扬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全县仅一个月就收集粮食三万零几百担,成为中央苏区收集谷子最多的县份之一。41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立即开展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号召。6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分配给我县筹集5000担(每担100斤)粮食任务,至715日全县完成7480担,超额完成2480担。7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作出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要求915日完成。818日,全县开始动员,至8月底完成34000担。”

从县志上的记载来看,当年我家乡确实在不断地筹粮筹款支持革命,这其中也确有一部分是购买了公债和赊借给红军的。

我想,在这1000多万斤的谷子中,一部分是打土豪和征收地主富农资财来的,这应该是无偿的,属于没收性质。一部分是开展了土地革命,老百姓分到了土地,上交的土地税。还有一部分应该是革命群众无偿捐献出来的。再有一部分就是群众借给红军的。如果将这些按比例估算一下,我想老百姓借给红军的粮食会有三四百万斤左右,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赊借的这部分其实和无偿支援的也差不多。苏景安点了一根烟说。

为什么?

虽然那时红军有给借粮百姓发放借谷票,但就像县志上记载的,有一部分群众不要借谷票,不要政府归还。还有就是红军长征出发后,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卷土重来,反攻倒算,很多百姓都不敢保留借谷票,怕招来杀身之祸。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红军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解放后百废待兴,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弹指一挥间,大半个世纪都过去了,物是人非,你说还有多少人能留下凭证?

如果按照苏景安的分析,那么像阴福生这种来找政府要债的人并不多,财政局长的担心就多余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当年苏维埃政府都有给赊借粮食的百姓发放借谷票,那么阴福生是不是也保存了借谷票呢?

肯定没有。苏景安说。

何以见得?

你想啊,他要是有借谷票,还犯的着要来找我查县志,岂不脱裤子放屁?

我想想也是。我问苏景安有没有见过借谷票?苏景安摇摇头,但又说,你可以去纪念馆看看,那里收藏的革命文物有几千件,肯定有。

果不出苏景安所料,我在纪念馆陈列大厅密封的玻璃柜里看到了借谷票。那是一张还不到一毛钱纸币大小的黄褐色纸片,纸片外框画着稻穗似的图纹,上左右角写着“100斤”字样,下左右角写着大写的“一百”。上部呈弧形写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再下写着干谷一百斤,“干”字是大写。中间是一个半圆,里面画着几个持枪的红军战士。在图画底下,写着“此票专为一九三四年群众借谷充实红军给养之用”。再下一行写着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旁边还盖着陈潭秋的四方形印章。

纪念馆馆长告诉我,陈潭秋当时是中央临时政府粮食人民委员,也就是粮食部长。

我无法知道,当时这种借谷票在苏区共发出去有多少。但我想如果阴福生要有借谷票,应该就是这种,因为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就是在1934年。

纪念馆还陈列着大量的当年红军使用过的物品和全县群众支援红军的各种图片、实物、文件及各类报道,我甚至还看到了当年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受到《红色中华》表扬的那份报纸原件。

但让我感到困惑的是,《红色中华》的表扬红榜上也只写了咸丰米店借谷500担,没有提到阴寿堂的名字,我想起在县志办看到的那份县苏维埃政府开展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工作总结中也只是提到咸丰米店,如果阴寿堂是咸丰米店的老板,为什么这两份资料上都没有他的名字?是有意还是疏忽了呢?

当时借谷给红军的百姓成千上万,不可能个个都有记载。纪念馆馆长解释说。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在数量上比许多群众多得多,应该是很典型的先进事迹,为什么不少借谷群众都有具体的名字记载,却没有阴寿堂的名字,这有点不符合情理。然道这咸丰米店与阴寿堂无关?但从阴福生那么理直气壮向县政府提出讨债要求来看,说明他应该有十足把握和充分证据才对。

我决定去找阴福生谈谈。

从县政府大门出去是一条由东向西的大河,沿河就是江滨大道,当然江滨大道是大家通俗的叫法,它真正叫中山大道。我不知有没有人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我总觉得这中山大道是民国时取的名字。

中山大道是县城最古老也最热闹的一条街,沿岸古樟翠绿,浓荫蔽日,亭台楼阁,相映成趣。过去以河为界,对岸称城外,河这边称城里。中山大道从东向西分别为斗口街、水门巷、城隍巷、状元坊、花心街、下东门,柳里埠,旧时这一带多为商贾官宦世居之地,座座青砖大宅屋脊高翘,雕梁画栋,沿街商铺林立,车水马龙。至今都流传这么一句顺口溜:“斗口街,水门巷,高墙大院不重样;花心街,状元坊,官府到此要下马;下东门,柳里埠,赌坊烟馆铺打铺(一家连一家的意思)。”说的就是这里旧时的繁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政府拓宽街道,将沿街的一些私宅及商铺征用往内缩进十余米,盖起了百货大厦、银行、饭店、宾馆等高楼大厦,因此中山大道现在仍然是县城最繁华热闹的一条大街。

可是只要你走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后面,你就会发现这里巷道纵横交错,破旧的老宅一座连着一座,昔日的风光早已不再,黛青的墙,黛青的门楼,摇摇欲坠的门楣爬满藤蔓或者青苔。逼仄的小巷因排水不畅总会有污水从麻石底下冒出来,黑油油的如刚开采出来的石油,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腥臭味。偶尔一辆电单车驰过,迎面相向的行人都得侧身而过。几届政府都打算对此进行旧城改造,可涉及到近千户人的安置拆迁问题,谁也没那个魄力,因此这一带容颜依旧。管辖这一带的是中山居委会。

我在百货大厦二楼的居委会办公室找到居委会主任,居委会主任姓王,长得很富态,是个奶奶级的大妈,之前有打过几回交道,也算熟人。她听我打听阴福生,脸就阴了一下,急急地问,这劳改犯又上访了?现在的人好像一和信访局打交道除了上访就没别的事。

看我一脸诧异,王大妈说,那个吃生米的(我家乡人把心狠手辣的人称为吃生米的),剁了人家几根手指,坐了好几年牢。停了停又说,当然这是十多年前的事啦。

我让她带我去找阴福生。王大妈犹豫了一下,告诉我说阴福生就住在杀牛弄,很好找。我看得出她不想陪我去,但碍于面子又不好拒绝。

杀牛弄在我们县城很有名气,老老少少都知道。传说杀牛弄原先叫朱家弄,弄里住着一户靠屠牛为生的朱屠夫。有一回他将买回的老牛牵到水井边宰杀,不料那老牛两眼流泪,突然弯下前膝跪在他面前,发出“哞哞”悲鸣。朱屠夫杀牛多了,也没当一回事,提着板斧砸向牛头。当他剖开牛腹时,猛然发现有一只蠕蠕而动小兔大小的牛仔!朱屠夫手上的屠刀“当”地掉在地上,愣了好长一会,然后就怪叫着从朱家弄狂奔出来,后来,朱屠夫就疯了。自那以后,朱家弄就被称作杀牛弄,这个充满杀气的名字一直叫到现在。

路上,我问王大妈,你好像对那个阴福生很有看法?

岂是有看法,这家伙就是个刁民,跟政府有仇似的,好像我们都欠了他两百吊一样。前两天我去他家送选票,他当我的面把选票撕了。要不是当着这个狗屁主任,没米我也要和他较三斗来!你说这不是破坏选举吗?按理说要治他的罪才行!王大妈一脸忿忿不平。

怎么会这样?听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阴福生不是个善茬。

现在有些人就喜欢刁难政府,不合理的要求达不到目的就爱闹,喜欢和政府唱对台戏。这个人难缠,我们居委会个个拉屎都要和他隔三丘田,惹不起总躲得起,平时谁也不爱去搭理他。

我们沿着车水马龙的大街走了一段,拐进一个巷口。王大妈说,唐局长,我就不陪你过去了,省得见了有闹别扭。他家好找,进巷子随便一问都知道。

看她说到这份上,我也不想难为她,独自进了巷。迎面一堵老墙下有一口古井,麻石条围成的井沿有半米多高,大概是为了安全着想,井口已用铁条焊死。上面摆着一个猪肉摊,摊前围着一些人,一个浑身油渍渍的屠夫叼着烟在乒乒乓乓剁着猪肉。我猜想这应该就是当年的杀牛处,现在却成了猪肉摊。我向屠夫打听阴福生,他手里的刀尖朝前面的横巷一指说,拐个弯,扎纸马那家就是。

巷子不到三米宽,显得十分逼仄,进去二十来米,见一家门口摆着两个扎好的花圈。门楼的矮墙上长满青苔,上面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搪瓷脸盆,里面种着一株老气横秋的仙人掌。大概是日晒雨淋没人理,那仙人掌呈枯黄色,无精打采的样,倒是盆里的几棵狗尾巴草长得出人意料的蓬蓬勃勃。两扇木门破旧不堪,底部腐朽霉烂如犬牙交错,随着门楼的倾斜也一高一低歪得十分厉害。有风从小巷深处吹来,木门上锈迹深重的铜锁扣“叮当”作响,似乎随时都会掉落下来。一条枯毛黄狗夹着尾巴立于门槛内,默默看着我不作声。

我小心翼翼进去,里面很阴暗,却宽阔,上厅下廊,左右为厢房,虽然那青砖铺就的地面坑坑洼洼,透出一股潮湿的霉味,但屋檐那乌青瓦当上依稀可辨福禄寿喜财的字样,厢房虫蛀斑斑的窗棱也镌刻着花鸟虫鱼的图案,毫无疑问,过去定是家道殷实的大户人家。厅堂两边的板壁已经向中央歪斜,一根水桶大的木柱从厅堂左边地脚线呈六十度角斜斜地撑到右边的顶梁上,很明显,如果不是它这么苦苦支撑着,这厅堂可能早就塌下来了。木柱下有张吃饭的八仙桌,一侧还摆着十几个尚未完工的花圈。那木柱也不知支撑了多少年,和厅堂一样乌黑,上面有好些被黄蜂蛀出的洞,几只爆眼细腰的黄蜂在洞里钻进钻出,一些木屑如粉末般飘落。厅堂下是一口天井,一色麻石铺就,天井里摆着一个齐腰深的大水缸,左右各种了一株小叶黄杨,不可思议绿得欣欣向荣。天井后那牌楼式的照壁隐约可见凹凹凸凸的砖雕,只是光线阴暗及青苔覆盖,看不什么分明。照壁下面一个汉子正在剖竹篾,一缕阳光从天井上空斜斜地投在他身上。虽然已过中秋,但他依旧光着背,身上的肌肉疙疙瘩瘩,小老鼠般乱窜。

汉子剖篾的技艺十分高超,那竹片在他的篾刀下就像变魔术般,随着“嘶嘶”的轻响成为薄如纸片的柔韧篾条。他那娴熟的刀法在我眼里仿佛竹篾不是剖开的,而是用手撕开的。

我猜想他应该就是阴福生了,叫了他一声。

汉子抬起头,找我?做花圈?

我这才看清眼前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个子不高,但眉骨却很高,两只田螺眼像得甲亢的人一样暴突,长一脸络腮胡,可他的络腮胡和别人的不一样,在双耳往下两指的地方断了茬,不连鬓。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十个胡子九个富,就怕胡子会脱裤”,阴福生的胡子就属于会脱裤的那种。我打量着阴福生破败不堪的家,觉得在他身上好像应验了这句话。

我说我是信访局的,来了解一下他向县政府反映的问题。

想不到阴福生一下就把脸拉下来,你们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当我是傻瓜?我没那么好忽悠,这事要解决不了,我上访去省里,去北京都不怕!

果然不是个善茬。我说毕竟这么多年了,有些事总得弄清楚才是。

县志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难道你们连自己编的书也不认账?

当然要认,但你提供的材料上并没有证明你就是阴寿堂的孙子啊。我将了他一军。

阴寿堂不是我爷爷难道是你爷爷?!阴福生瞪了我一眼,吼了起来,然道还要我去派出所开张我爷爷是我爷爷的奇葩证明?你这不是有意刁难我吗?!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因为你提出的问题比较特殊,我们当然要弄清你究竟是不是阴寿堂的孙子,总不能你说是就是,总得有一个能证明你俩是祖孙关系的依据吧。

阴福生看了我半天,好像明白过来什么,我连我爷爷的面都没见过,你叫我怎么证明?

就是嘛,你这么简单的事都不能证明,那我们怎么就一定要相信你呢?县志里写的我们肯定要认账,但县志只记载了咸丰米店有借谷给红军,并没提到你爷爷有借谷给红军。我顿了顿说,你凭什么断定当年借谷的事和你爷爷有关呢?

咸丰米店就是我爷爷开的嘛,红军向米店借谷不就是向我爷爷借谷吗?阴福生着急起来。

你说咸丰米店是你爷爷开的,那你拿出证明来啊。

阴福生愣了一下说,我父亲还在,他可以证明。

我一听乐了,你父亲还在,怎么轮得上你来找政府讨债,你这不是越俎代庖吗?

     阴福生白了我一眼,我父亲委托我不行吗?

我让他把父亲叫来核实一下情况。阴福生犹疑了一下,起身拍打着身上的竹屑,进屋去了。

不一会,阴福生从左厢房抱出一个瘦得像一节干柴似的老人,他把老人抱到厅堂上的一把垫了坐垫的藤椅上。老人勾着头似睡非睡,口水流得老长。

看我一脸诧异,阴福生解释道,我爹,快九十了,前些年摔了一跤后,就变成这样了。阴福生倒了一碗水,一口一口喂他父亲喝。

我一看就知道老人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换句话就叫老年痴呆症,重度患者连记忆都会丧失,根本不可能和我沟通什么。

老人细细脖子上硕大的喉结上下滚动,喝水就像鸭子吞田螺般吃力,喉咙还不时发出含混不清的怪响。好不容易咽下一口水,翻着白眼看我,然后伸出枯枝般的手指颤微微点着我,你,谁?

还没等我解释,阴福生就说,找我扎纸马的,没事儿。

老人就耷拉着头,自言自语,没,没事儿,没事儿就好。

阴福生把他爹抱回房去,出来对我说,你都看见了,我父亲都这样了,我怎么不能代他找你们要回我家的钱?!

我说,只要证据确凿你都可以,但是你拿不出证据来,政府的钱也不是你想要就能要的。

你别拿这个吓唬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阴福生口气变得硬起来,要证据你们自己去找,再说了,阴寿堂是我爷爷在下东门谁会不知道?你去打听打听。反正我就认你们县志上写的,白字黑字你们要敢赖账,我告到中央都不怕!阴福生拿起篾刀“嘶嘶”剖起竹篾来,不再搭理我。

没想到阴福生反将了我一军,看他的态度除了一口咬定县志有记载,他不会向我提供别的什么,真要什么证据,得靠我自己去寻找。

从杀牛弄出来后,我去了一趟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所长姓邹,前一段刚被评上省优秀民警。我让他帮我查查阴福生的户籍资料,很快他就让户籍警将相关资料从电脑里调出来给我看。户籍的户主是阴松林,89岁,丧偶,他和阴福生是父子关系。从户籍资料看,阴福生55岁,有一儿一女,女儿已出嫁,儿子28岁尚未成家,但户籍资料中没有阴福生爷爷阴寿堂的信息。

这不奇怪,阴寿堂应该早就去世了,近20年来户籍资料经过不断整理,所以他们的户口本上没有了阴寿堂的相关信息是正常的。邹所长解释道。

那怎么证明阴福生和阴寿堂是祖孙关系?

档案馆应该有,公安部门的档案每隔十年八年也要移交档案馆,如果要查阴寿堂的资料只有去那找。

我向他打听阴福生为什么剁人的手指。邹所长告诉我,那事过去十多年了,当时我是这里的片警,阴福生是个杀猪匠,记得是个冬天的早上,正好我当班,上班没多久就见阴福生一身血淋淋跑进来说他砍人了。

他砍了谁?我问。

城关税务所的一个收税员。

暴力抗税?我倒吸了口气。

那倒不是。这话说来话长,因为这个案子是我一手经办的,所以当时的情况我很清楚。邹所长给我倒了杯茶接着说,你去杀牛弄看到那口老井吧?当时阴福生的猪肉摊就摆在井边上。那时井水还很多,冬暖夏凉,不过现在早干涸啦。阴福生专杀从乡下农户家中收来喂了年把的土猪,肉特别鲜甜,因此不少人常常舍近求远跑到弄子里找他买。尽管肉好销,但阴福生有个规矩,每天只杀一头猪,不像其他屠夫,猪杀得多,还总要藏头掖尾的,变着法儿逃税。当时这一片收屠宰税的叫张达雅,因长着两颗龅牙,便被绰了个外号叫 “张大牙”。 张达雅这人爱贪小便宜在下东门一带是出了名的,他老婆又开了个小饭馆,他就变着法儿向屠夫揩油。我都经常看见他手里不是拎着一板排骨,就是提着两只猪脚,偶尔还搭副猪下水,据说多数是屠夫们巴结他的,不要他自己掏钱,因此张达雅对那些多杀少报的逃税屠夫也睁只眼闭只眼,落得双方都高兴。阴福生却是个例外,他一天只杀一头猪,交的税天天都是一样,所以他没必要去讨好张达雅。张达雅就经常在别的屠夫面前说阴福生不懂事,总有一天要他的好看。这话传到阴福生的耳朵里,阴福生根本不当一回事,说我一不漏税,二不违法,怕他个鸟!照样不卖他张达雅的账。

那天也该他阴福生要出事,从不在他摊上买肉的张达雅一早就来向他买了两斤肉。阴福生当时也没多想,可不一会儿张达雅拎着那吊猪肉气呼呼地回来了,说阴福生短了他二两。可阴福生不承认,说他卖了十多年的肉,从来没人说他短斤少两,是张达雅想讹人。两人争得不可开交,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张达雅把猪肉摔在台秤上一称,果真少了二两。但阴福生说那猪肉被割过,是张达雅有意栽赃。可张达雅不依不饶,一手按在案板上的猪肉说短一罚十,要阴福生赔他两斤猪肉,否则就让他生意做不成。火冒三丈的阴福生举起砍刀让张达雅松手,否则就剁了他的爪子。张达雅量阴福生不敢,说阴福生你有种就剁剁看。也该两人要倒霉,阴福生以为张达雅见刀剁下会缩手,而张达雅却认为我不缩手你阴福生肯定不敢剁,只见刀光一闪,“咚“地一声,张达雅的四个指头被齐刷刷地剁了下来。

这事到底谁在理?我问。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事件发生后,下东门一带好多居民都联名要求对阴福生从轻发落。虽然事出有因,但毕竟触犯了法律,阴福生后来还是被判了五年徒刑。

这么说,阴福生还挺有人缘的?

阴福生没坐牢前家境不坏,为人也豪爽,不少人还受过他帮助呢,这你可以去下东门一带打听打听。后来我调别的派出所,再回来这当所长也就是前两年的事,偶然看见他也还认得。听说他出狱后就改行当起了纸马师傅,好像日子过得很拮据,但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照邹所长这么说,阴福生这人并不坏,那为什么居委会王大妈说他近几年总喜欢为难政府,成为一个蛮不讲理的刺头呢?

邹所长分析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人由于个人生活不如意,认为是这社会对他不公平,从而对社会产生一种敌视心态,这种心态要找一个宣泄的出口,政府自然所当其冲。他们借此将平时积累的对社会的不满,以一种情绪化的、过激的和非理性的极端情感的宣泄方式释放出来,阴福生应该就是这种人。

几天后,我在档案馆查到了一份1952年的阴寿堂户籍资料,这应该是解放后第一次的人口登记。在这份户籍资料中,阴寿堂是户主,生于1903年,他的妻子叫林墨玉,但奇怪的是在林墨玉后面的备注栏上注着(出家)的字样。阴松林生于1928年,他和阴寿堂的确是父子关系。那年阴松林还没结婚,当然不可能有阴福生的名字。阴福生是1962年出生的。

将这份户籍资料和派出所提供的阴福生的户籍资料对照起来看,阴寿堂是阴松林的父亲,阴松林又是阴福生的父亲,那阴寿堂与阴福生是祖孙关系这一点是肯定的,而且两份的户籍住址都没变,皆为下东门杀牛弄12号。

虽然弄清了阴寿堂与阴福生的祖孙关系,但咸丰米店是不是阴寿堂开的我还是没找到证据。在这个问题没搞清之前,要解决阴福生提出的信访问题为时尚早。

 

一转眼已到元旦,县里的“两会”也圆满闭幕,县长头衔前面那个 “代”字终于去掉了。期间,他还两次向我问起阴福生的信访问题调查情况,都被我以“正在调查”搪塞过去。可我能暂且搪塞县长,但却无法搪塞阴福生,自上次在他家不欢而散后,他隔三差五就会给我挂电话,问我调查得怎么样了,还表示如果再让他遥遥无期等待,他就要去省里上访了。大家都知道,群众越级上访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大忌,谁知道他又会生出什么妖蛾子来。他的这个杀手锏让我很无奈,我告诉他我可以证明他是阴寿堂的孙子,但却没办法证明咸丰米店是他爷爷开的。同时我也提醒他,作为当事人他有义务为我们提供证据。阴福生说住在下东门一带的老人谁不知道他爷爷是咸丰米店的老板,让我自己到下东门去调查,别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等米下锅。我说口说无凭,要有真凭实据才算数。

阴福生说,你别忽悠我,对一件历史事件的调查除了资料收集外,口口相传也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途径,然道它没有文字记载就不能算证据?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深入群众?干工作蜻蜓点水浮在表面能解决问题?

阴福生的话让我很吃惊,这完全不像一个普通老百姓说出来的话,倒像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学者,而且阴福生的口气里很明显对我的工作作风不满。我很清楚,要解决他的问题,最关键的就是找出咸丰米店的主人是谁。如果是阴寿堂,那阴福生的讨债问题就能顺理成章得到解决,否则,阴福生就有讹诈政府的嫌疑,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又该另当别论了。但要找出咸丰米店的老板是阴寿堂,我至今还没有见到任何的文字记载资料。虽然阴福生口口声声说当年那米店就是他爷爷开的,但我也不能排除他以讹传讹的可能。这个信访案件拖了几个月不能结案,成了压在我心头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当今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要了解过去的一件事并不难,可当你真正深陷其中时,你就会深深体会到,真要找到很有说服力的人证物证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就算你得到一些证据,有时你都还会为这些证据究竟真不真实,站得站不住脚而感到纠结,感到忐忑不安,深怕它没有说服力。就像面对咸丰米店的主人是不是阴寿堂这个问题上,我就感到十分迷茫,甚至有点束手无措。我不知道咸丰米店到底经营了多长时间,在这座县城里还有多少人对它有记忆。但民政局长和财政局长却认为我是自寻烦恼,他们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认为我的调查方向一开始就错了,我该做的不是要证实咸丰米店是阴寿堂开的,而是要证实咸丰米店不是阴寿堂开的,只要证实咸丰米店不是阴寿堂开的,阴福生就是无中生有,政府不仅不予理睬,还可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从而儆示企图混水摸鱼讹诈政府的行为。他们的这个建议让我茅塞顿开,是啊,凭什么我要被阴福生牵着鼻子走,只要找不到咸丰米店是阴寿堂开的证据,就可以说明咸丰米店与他没有什么关联。如果阴福生还不服,那他就得给我提供确切的证据出来,不是动不动就以上访来要挟。如果他提供不出证据,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就算不追究他的责任,我也完全可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案。

但苏景安不同意我的观点,他很郑重对我说,你要听他们的,倒霉的是你,最后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为什么?

看起来你们是在维护政府的利益,其实是在损坏政府的声誉。对他们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巴不得这事没结果,省得以后给他们添麻烦。而你不一样,这个案件你在牵头,你不落实谁去落实?何况你也知道,阴福生不是省油的灯,这事没个说法,他肯定会死磕到底,要真越级上访,上面追究起来落你个人浮于事敷衍群众算便宜了你!

被苏景安这么一说,我吓了一跳,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实事求是,深入调查。历史不管有多隐秘,但它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何况这件事过去的时间并不太长,也就八十多年,肯定还有知情者。苏景安给我出主意,既然阴福生说下东门一带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去那打听打听?

派出所的邹所长陪我在下东门的大街小巷串了半天门,问了十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对于咸丰米店,有人说不清楚,有人说曾听大人盘古(讲故事)说过阴家开米店的事,但具体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有几个老人只记得以前下东门一带有家碾米厂,机器整天轰隆隆响,隔老远都震得耳膜子发痛,但那时人小,也不知是谁家的。根本不像阴福生说的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让我有些失望。

邹所长建议说,为什么你不直接去问问阴福生的爹?如果米店真是他家的,他应该很清楚才对。

我说,从户籍材料看,阴松林是1928年出生的,咸丰米店开办时他才六岁,就算米店真是他爹开的,他也不一定能记得,何况他爹现在得了老年痴呆症,不可能问到什么。再说了,如果他们事先真有预谋,这种当事人自己提供的证据可信度也值得怀疑。

邹所长想了想,我倒觉得,咸丰米店总不至于才开年把吧,如果它开上个十年八年的,那么原先住在这一带上了八十岁的老人应该就会有印象。

从理论上说邹所长的这个分析是正确的,问题是这个米店究竟开了多长时间不得而知。更让我担心的是,当年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不久,红军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国民党军在那年冬天重占县城,白色恐怖笼罩全县,不少红军家属遭到杀害,一些帮助过红军的群众也受到牵连。在这种情况下,咸丰米店还能不能开下去很值得怀疑。

后来,还是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告诉我,不妨到江滨广场那去问问,这一带的老人都喜欢在那扎堆盘古,这么好的天气他们肯定在那晒太阳,有几个年纪都有八十多,要是他们都说不清楚,那也就得问了。

江滨广场在中山大道最东端,其实它就是沿河岸拓宽的一个不大的弧形广场。广场上竖着罗马柱,铺着大理石,边上种着一些奋发向上的白杨,这个季节叶子都掉光了,密密的枝桠一律向上,就像体操运动员扬起的双臂。每棵树下,都有防腐木做的条凳,供人们休憩。冬阳灿烂得刺眼,广场上有不少人在晒太阳。果然,在广场的西北角围坐着一帮被时光雕刻得七零八落的老妪老头,正津津有味地听一个老头盘古。

老头戴一个皮帽,嘴里咬着一根尺把长的竹烟管,口水滴滴答答,将下巴一绺花白胡子弄得潮潮湿湿,他正在给那帮老人盘古。

——白天要割禾,吃了晚饭我就找个借口去寻我那相好,十几里山路哟,一溜小跑,比吃了高丽参都有劲。那年秋上山里闹虎,我也怕,可不去见我相好的心里又火急火燎的,比猫抓都难受。我就将路边田里人家打谷的谷斗顶在头上走,琢磨万一真遇到老虎,我就用谷斗把自己罩住。那谷斗有五六十斤重,我驮着它一口气就跑十几里山路,一点不觉得累。现在,不行,再也没那本事咯。

老头说得眉飞色舞,逗得一帮老妪老头嘻嘻哈哈地笑。对于他们来说,昨天已堆积如山,而明天越来越少,人生短短数十载,道路前面还是道路,但他们已力不从心,怀旧成为他们不自觉的频频回顾。

盘古的老头看见我站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自己先“嘿嘿”笑起来,把竹烟管伸到胯下火笼里的火炭上对了火,吧唧吧唧吸了两口。

我递上一支烟,老人拿在手里看了看,还我说,抽不来。晃了晃手里的竹烟管,还是这过瘾。

我捏着手里的烟,想了想,趴下身也在老头的火笼对上火,吸了一口,顿时呛得我大咳起来。

老头哈哈大笑起来,快活地把竹烟管吸得叭叭响。

我把烟灭了,也跟着笑。末了,我说我打听一件事,你们知不知道从前下东门有个咸丰米店?

啥子米店?我只记得有个碾米厂。一个老妪瘪着无牙的嘴接口说,然后又问盘古的老头,高叔公,你晓得么?

碾米厂以前就是咸丰米店嘛,这事我记得。高叔公扭头朝车水马龙的大街看了一会,用烟管朝远处的建设银行指了指,好像就在那边。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望,估摸了一下,杀牛弄似乎就在大楼后面。

高叔公说,记得当时临街开着米店,侧面就是碾米厂。

我问老人今年高寿?老人叉指比了个八字,八十六咯。

我笑了笑,我看资料上说咸丰米店是1933年开办的,你才两岁呢,能知道么?

老人不高兴了,翻了我一眼,那米店一直开到解放后嘛,怎么会不知道。

你说咸丰米店一直开到解放后?我喜出望外,如果咸丰米店真开到了解放后,那么住在这一带上了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应该有印象。

那也不一定,那米店开开停停,解放后又改了名,真要知道它原来的名字也没几个人了,我这算命长的咯。

我问,你知道那米店是谁开的吗?

松林佬的爹啊。高叔公想也没想。

你说的松林佬是不是杀牛弄的阴松林?

对啊,他儿子扎纸马的。松林佬比我大几岁,可惜连太阳都不会出来晒咯。

这一带有多少人还知道咸丰米店?

怎么说喔,高叔公用烟管划拉了身边那帮老人一下,照理说他们对碾米厂都还有点印象,但再以前的事就没几个人晓得啦。高叔公抹了一把湿漉漉的胡子说,除了松林佬,这一带就数我岁数大啦。昨日我还去看他呢,哎呀,瘦得皮包骨,他那屋子哪是人住的喔,乌麻叽黑,满墙狗屎毛(霉菌)有寸把长。家就挡不住败,一败啥都衰,几十年都翻不过身来,真可怜见。松林佬要没中风,问他最清楚,那米店就是他爹开的嘛。

听说咸丰米店当年在城关名头很大?

那当然,老有钱了,抗美援朝时号召大家献金献银,我那时是区里的基干民兵,记得松林佬的爹扛了一谷箩的银元去区政府呢,少说也有千儿八百个,要留在现在,一个袁大头都抵七八百块喔。高叔公吧唧了一口烟,不过,这也害苦了松林佬,“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些造反派都以为他家钱财多,就抄他的家,几十个人里里外外挖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挖出来,到那时,松林佬的爹怎么可能还留下什么钱财,早没了。挖不出东西,造反派就把松林佬抓去批斗,隔三差五游街示众,那叫一个惨。

阴寿堂,就是阴松林的爹这人怎样?看高叔公有些不明白,我解释说,我说是他这人平时为人如何?

好和气。记得我那时有六七岁,一帮小孩子常跟松林佬跑他家厂里看碾米,他爹总提醒我们别靠近机器,怕皮带伤着人。他家那碾米厂老大,机器烧洋油的,一开起来轰隆隆的冒乌烟。带动的皮带有尺把宽,转起来噼噼叭叭直响,谷子从一个喇叭口倒进去,白花花的大米就从底下流出来啦,变把戏般。

我又问,咸丰米店是苏区时候开办的,后来国民党回来还开得下去啊?

高叔公白了我一眼,国民党就不是人啊?就不要吃饭啊?我记得那时衙门里的米都是在那碾,用鸡公车(独轮车)运,排成队的车子走在大街上,格叽格叽响,像公鸡打鸣般。有一回机器漏油,碾出来的白米都臭洋油味,衙门里天天派人到碾米厂监工,松林佬的爹急得团团转,后来还是从省城请来修理师傅才修好,折腾了好几个月呢。

这事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高叔公说,千年记得臭狗屎呗。人老了,眼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倒是记得清。原先我家都是自个垄谷舂米,松林佬家米店开起来后,我爹就挑去他厂里碾啦。碾米是不要付钱的,碾出来的米糠归他厂里就成。机器坏了后,大家又得自己垄谷舂米,米糙得刮喉咙,哪像现在糙米成了城里人的香饽饽。记得我家那碓死沉,我和我姐人小,撅着屁股蹬碓,半天只能舂一斗白米,累个贼死,都巴不得他家碾米机器早点修好。

这种记忆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是无法编造出来的,完全可信。我问,阴寿堂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闹饥荒那年啊,松林佬的爹从米厂偷了一把米回家,就被游街示众,后来饿死啦。那时我在铁业社,批斗松林佬的爹时单位组织大家去看,我还记得松林佬的爹戴着高帽子,人又胖,日头又毒,晒得他像红虾公一般。边上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接口说。

他爹被斗了几天,又没饭吃,饿得扛不住,放回家时在门口踢了个脚趾头,一头就栽在门槛上,牙齿都磕掉几个,再也没爬起来。我和松林佬也算发小啦,去帮忙料理后事,他爹全身像打了气,浮肿得发亮,一副白棺材睡都睡不下去,几个人硬按下去的。那年头没吃,都饿得全身发肿,我爹也是那年饿死的。高叔公说起这些让我听得惊心动魄的往事古井不波,这世上任何事对他这样年纪的人来说早已心如止水,涟漪不起。

想不到当年鼎鼎有名的米店老板,最后竟然被饿死,不禁让我唏嘘不已。

不过他就是不偷米也逃不过。高叔公说。

为什么?我有点奇怪。

工商主啊,资本家啊,那年头运动多,哪有他的好。

我问,你们谁听说过当年咸丰米店有借谷给红军的事?

高叔公好奇地看着我,借谷?借什么谷?

我重复了一遍。高叔公听明白了,没听说过,那个时候我才多大啊?谁知道。以前也没听松林佬说过,是吧?高叔公看着身边那些老头老太,那帮老人都点头。

高叔公好像突然想起什么问我,你打听这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干嘛?

我说,做个调查而已。

我也就说说,不作数的。高叔公说,都说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可松林佬一家一代都没富下去,落败得十分厉害,也不知是不是风水转了向喔。

从高叔公的话里我可以听出来他和阴福生一家是有来往的,对他说的这些阴福生不可能心里没底,但阴福生除了让我自己到下东门调查外,从来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他是不屑还是不愿意,或者是觉得民间这样的口口相传对我没有说服力,要我亲自证实才算数?如果一开始他就能给我提供像高叔公这样的人证,也可以让我在调查中少走弯路,他的问题应该早就解决了,不至于会拖到现在,我实在弄不清他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我基本上对咸丰米店当年的权属找到了佐证,这帮老人零碎的回忆让我在错综复杂中寻找到了这段历史的的脉络,我想只要顺着这条脉络往前走就可以找到它的源头。我自己都没想到,对于咸丰米店其实知道的人还有这么多,可以说并不是什么很隐秘的事。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几天后苏景安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经找到了咸丰米店的老板是阴寿堂的确切的文字资料,这不禁让我喜出望外。

原来,新当选的县政协主席要求政协文史委将停办了二十多年的《文史资料选编》复刊,为此聘请苏景安当他们的编辑顾问,一向心高气傲的苏景安这回倒是二话不说就接受下来,觉得这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有意义的事,虽说是一些陈年旧事,实则是在抢救遗忘。为了了解当年编辑情况,苏景安让政协文史委将以前编辑的《文史资料选编》找出来给他参考。苏景安在翻阅过程中,发现1987年的那期《文史资料选编》中有一篇文章提到了咸丰米店。作者叫罗家齐,他在《解放前全县工业概述》中提到,在1930年以前,城关有七八十家米店,都用手推土垄将谷碾成糙米,再用脚踏碓舂成白米出售,完全靠人力加工,费力费时。1933年,城关人阴寿堂从福州买回碾白米的机器,开设了咸丰米店,并聘请了开机师傅,代各米店加工白米,成为城关米业大户。到了1949年将近解放时,人心惶惶,米厂开机师傅不安于职,辞归福州,咸丰米店陷于停业状态。后在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中米店被收归国有。

从这篇文章提及的内容来看,它和我在江滨广场与那些老人了解来的信息基本吻合,由此足以证明咸丰米店的老板就是阴寿堂。

苏景安告诉我,他查了一下,罗家齐在1985年县工商联恢复后曾担任过主任委员,不过早去世了。

有了这篇文章的提醒,我随即到档案馆查找全县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资料。资料显示,解放后,由杜修成、罗世涛等商人向阴寿堂借用米店,改名为协生碾米厂,恢复生产。到了1957年,全县私有企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行 “商业国有化,私商劳动化”, 协生碾米厂并入了城关粮站,杜修成、罗世涛以及阴寿堂成为城关粮站职工。我在一份工资册上看到了阴寿堂的名字,但到了19609月,城关粮站的工资册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阴寿堂的名字。阴寿堂显而易见是在那时死的,证明高叔公的记忆没错。由于米店被改名,除了高叔公这种高龄的老人对它之前的情况有所了解,七十来岁的老人可能知道阴寿堂,但多数不知道他与咸丰米店的关系就可以理解了。

据此我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呈送县长。随后,县长在信访局召开了有民政局、财政局、县志办以及信访局和当事人阴福生参加的县长办公会议,决定由县财政拨付给阴福生10万元。原想阴福生会心满意足,可没想到,阴福生却突然提出要县政府连本带息归还欠他爷爷阴寿堂的债务,至于10万元80多年来产生的定期利息有多少,县政府可以根据各个时期的银行利率进行计算。

县长一听顿时黑了脸,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

民政局长气得当场就拍了桌子,直接点名阴福生是个无赖,敲诈政府。

财政局长也提醒阴福生不要得寸进尺,否则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可阴福生根本不吃这一套,振振有词道,钱存银行都有利息,你政府向我家借了500担粮食都80多年了,顺理成章也得给利息。我的要求合情合理,一点都不过分。这事要不解决,我就去北京上访,我看看你们有谁敢不认这个账!

会议不欢而散。

县长他们走后,我向苏景安要了一根烟。苏景安有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伸过打火机帮我点烟,我狠狠地吸了一口,顿时呛得我涕泪皆流。我气恼地一挥手,将烟从窗户上扔了出去。

显而易见,阴福生明摆着是在有意刁难,一步步设局玩弄我们。我不知道就算县政府连本带息归还他这笔债务后,他还会不会又生出什么枝节来。我让苏景安帮我分析分析阴福生得寸进尺后面究竟想干什么。

苏景安嘴里叼着一根烟,在我面前来来回回踱步,许久,他停下来,像老师般两手撑在会议桌上看着我说,我觉得阴福生是在借讨债之名来达到他的某个目的。

他的目的不就是要钱嘛,现在给他了他又不满足,狮子大开口,还要利息,这古话说的贫穷起贼心一点没错。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这件事情后面可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秘密。

什么意思?我警觉起来。

你想啊,这阴福生口口声声他就要到省里、北京上访,可是这几个月来,他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行动,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讨债不是他最终目的。

的确,阴福生和许多上访者不同,他除了那份写给县长的讨债报告外没有越级上访过,不像有些上访者动不动就跑到省里甚至北京上访,让我们十分被动。然道除了要钱,他还真有别的目的?如果有,他可以明说,为什么要云山雾罩和我们打哑谜?

我认为这就是阴福生的高明之处,他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换届期间,找了一个合适的人——代县长,提了一个前无古人但我不能说后无来者的问题来让政府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非常特殊,政府根本不能也不敢拒绝,甚至无权拒绝。这个问题解决得好,非常具有代表性,解决不好,可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它牵涉到我们政府的信誉问题,当年对老百姓的承诺能不能兑现的问题。

我不否认阴福生很精明,但他这精明就是想多敲点钱而已,不可能把问题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吧?

你别小看他,我觉得他的水平不比你我差,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真正的目的还没达到。

我嗤笑一声,不可能,他之前杀猪,后来扎纸马,大学门朝哪开都不懂,水平会比我们高?

我说的是水平,没说文凭。苏景安白了我一眼。

如果苏景安说得对,那阴福生就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他做的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牢牢控制着主动权,将我们甚至包括县长在内都玩弄于股掌之中,他在和我们玩猫鼠游戏!

但苏景安不同意我的观点,我觉得阴福生并不是有意要玩弄你们,他是借这个机会要引起你们的注意,换句话说就是要引起政府的注意。

到这个时候,苏景安在说话时还是强调“你们”, 依旧把自己当成局外人。话说回来,他能这么帮我就算给我很大面子了,我根本无法要求他什么。不过我认为这也好,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许站在他的角度,看起问题来还更清晰些。

他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注意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我不置可否。

我觉得他有可能想表达他的某个诉求,但他不说,或者不便说,他要让你们自己去了解,自己去体会。反过来说,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没到位,逼他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政府?

要真对政府有意见,像他这种人还需要遮遮掩掩?

或许他因为某种原因无法明说也不一定。

我觉得你越说越玄。从我调查的情况来看,阴福生家庭经济拮据并不是这一两年的事,为什么他之前都没想到要向政府讨债?

这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阴福生之前不懂有这回事,要债无从谈起;另一种是阴福生之前根本就没想向政府要这笔债,现在突然提出要债很有可能是因某件事激发起来的。

我觉得应该是阴福生之前不懂这回事,要不凭他那见钱眼开的德性早向政府讨债了,还会等到现在?至于说是现在受了什么刺激我认为不太可能,反过来我倒是听居委会主任说阴福生这个人喜欢刁难政府,不合理的要求达不到目的就爱闹,喜欢和政府唱对台戏,居委会的人见了他就躲。

等等,你刚才说居委会主任说阴福生是因为不合理要求达不到目的就爱闹?苏景安打断我。

对,她是这么说的。

问题可能就在这里,很有可能是阴福生的诉求得不到解决,因此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引起政府的注意,肯定是这样!苏景安一拍大腿,你想啊,自古官法如炉,人心似铁,谁没事喜欢跟政府过不去,这不明摆鸡蛋碰石头嘛。何况阴福生还是坐过牢的人,他难道不知道和政府作对的后果?我总觉得他不是个蛮不讲理的人。再说了,我们暂且不管他的要求合不合理,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阴福生对政府有诉求,但长期被忽视,因此他就想通过这个方式想引起政府的注意。我觉得要解开这个结,很有必要知道阴福生到底有什么诉求。

我当信访局长四年多了,阴福生除了这回向政府讨债外,我就没听说他还有别的诉求。

你没听说,不等于他没有,老百姓的事不是每件都得找你信访,很多是职能部门的事。你可以去找居委会,听那主任的口气,她应该会知道些情况。苏景安提醒我。

         

在居委会我了解到一个信息,几年前阴福生曾经有向政府申请公租房,但因审核不合格未批。

你说啊,他又不是没房住,家里地盘有两百多平方,条件肯定不具备。申请不到公租房,他就想将旧房翻建,下东门一带早已被列入城市建设规划范围,政府是不允许私自建房的,自然也不可能批给他。王大妈告诉我。

照这么说,阴福生这几年和你们闹别扭与这有关?

是不是我不好说,这两年也没听他再提,反正就是不领我们的情。去年春节,居委会组织慰问贫困户,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家生活困难,送了一袋米和两桶油去,他却不领情,不收,还骂我们是作秀。王大妈生气地说,他就是个瘌痢头,难剃。

然道阴福生处心积虑向政府讨债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政府给他解决住房问题?但我觉得这是两件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没有什么因果关系。退一万步说,即便是,他也不能因为没达到目的就将怨气撒向政府,不断生出枝节来和政府讨价还价,毕竟要求也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并不是你提出来的每个要求政府都必须满足你。如果阴福生连这一点都分不清楚,那我真看不出他的聪明在哪里,完全是一种不按情理出牌的耍赖行为。

虽然王大妈给我提供了这个信息,但我也觉得她对阴福生有很大的成见,对阴福生的看法很可能有缺公允,仅能作参考。因此从居委会出来后,我还是去了杀牛弄。我觉得还是必须找到阴福生,弄清他是为了向政府多要些钱还是真有别的想法。如果是只为了钱那就按政策来办,如果是有别的想法,比如是因为住房问题,我可以协调相关部门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妥善解决好他的诉求,从而平息他积压下的怨气,尽快将他这个信访案结案。

刚到弄口,就见许多人像涨潮般朝弄里涌,不一会又像落潮般退出来,只见两个警察吆吆喝喝扭着阴福生的双手从弄子里走了出来。阴福生穿着一身民工常穿那种草绿色迷彩服,上面沾满泥浆,经过我身边时,他看了我一眼,我发现他的眼里似乎有什么闪了一下,但转瞬不见。虽然被拷着双手,但他还是用力梗着脖子,呼哧呼哧喘粗气。

我第一反应就是阴福生又犯事了!正想上前问个明白,又见几个城管扶着一个额头淌血的人走了出来,急急忙忙上了车。我大吃一惊,快步进了弄子,远远就见不少人围在阴福生门口指指点点,走近一看,阴福生家的门楼倒了,地上满是水泥砂浆和砖块。我问是怎么回事?那个在古井边卖肉的屠夫告诉说是被城管推倒的。还想说什么,就听有人喊,火生佬,猪肉给狗叼走啦!屠夫骂着煞打的狗,撒腿就跑。惹得看热闹的人哈哈大笑。

我进了阴福生的家,却见瘦骨嶙峋的阴松林坐在厅堂上的那条藤椅上。老人两眼痴痴地盯着门外,看不出他脸上有什么表情。天井里,一个耳鬓斑白的女人正在照壁下码砖。

女人看见我,重重地将一块砖“咣当”丢在墙角,冲我叫道,出去出去,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我是信访局的,之前有来过。

女人打量了我一番,脸色缓和下来,你是那个,那个……

我姓唐。

对了,你是那个唐局长,我听我弟弟说起过你,他一直希望你能来。

我原以为她是阴福生的老婆,没想到是阴福生的姐姐,她说今天正好从乡下上来看望她爹就遇到这事。

我问到底发生什么事?

阴福生的姐姐在天井的大水缸里胡乱洗了洗手,唐局长,你来评评理,看到底是谁有道理。

原来阴福生家的门楼倾斜得十分厉害,就想重新修整一下,跑到城建局申请,可城建局不批,回复他老城区在城市建设规划之内,谁都不得擅自改建。阴福生担心门楼会倒塌,就悄悄拉来一车红砖将原来的门楼重新修缮一番。可还未完工,城管就来了,说阴福生是违章搭建,七手八脚就将门楼给推倒了。在争执过程中双方动了手,阴福生拍了一个城管一砖头,就被公安抓走了。

他们要没先动手,我弟弟会还手吗?兔子急了都会咬人,真要房子倒了压死人你们才甘心?阴福生的姐姐充满怨气。大概我也是政府工作人员,她很自然就把“他们”转换成了“你们”。

我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她。

一直呆呆坐在那的阴松林突然大咳起来,他咳嗽时脖子向前伸得老长,像只觅食的鸭。阴福生的姐姐倒了一碗水,一边轻轻拍着老人的背一边喂他喝。

老人咳了半天,缓过气来,他怔怔地看着女儿,猛地抓住对方的手,桂枝,桂枝你回来了?

做女儿的蹲在老人面前,爹,我不是桂枝,我是你女儿香兰呀。

老人瘫在藤椅上,口中喃喃自语,你不是桂枝,你不是桂枝。

我问,桂枝是谁?

桂枝是我弟媳妇,死了好些年了,可我爹别的事记不清,却一直记着我弟媳妇,看到女的都认作他儿媳妇。阴福生的姐姐眼睛红红的,不想再说。

阴福生姐姐把掉在地上的毯子捡起来盖在老人腿上,然后问我,唐局长,我弟弟不会要坐牢吧?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我犹豫着回答,不过你弟弟也太冲动了,有事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解决啊。

怎么解决?阴福生的姐姐冷笑一声,我弟弟申请公租房好几年,不是这不符合规定就是那不符合规定。要不是住在这样的破房子里,我弟媳妇可能就不会死,我爹也不会跌成这样。阴福生的姐姐顿了顿,你说这样的房子哪是人住的,冬天冷风飕飕往屋里钻,冻死人,雨天到处漏雨像坐水牢般。可你们说要规划,又不让我们翻建,只好看着房子一天天烂下去。阴福生的姐姐叹了口气,我弟弟原来不是这样,他高中毕业那年就考上了厦门大学的历史系,只是因为得了肝炎,读了半年就退学了,要不也和你们一样是国家干部,这都是命。我弟弟从牢里出来后,也算老实本分,就是我弟媳妇死后他变了。

果真如苏景安所说,阴福生是个很有水平的人,要不是阴差阳错,阴福生生活道路应该不会如此坎坷。

我问阴福生的姐姐,你弟媳妇是怎么死的?

阴福生的姐姐抬头看着天井上方的屋檐,一只硕大的蜘蛛正好垂下来在风中摇来晃去。

那年冬天下大雪,天气出奇的冷,家里又阴又湿冻得像冰窖子一样,屋檐上的冰凌子足有两三尺长,尖尖的像刀剑一样。我弟媳妇当心冰凌子掉下来磕着我爹,就找来一根竹竿去敲。不料,地上又湿又滑,她滑了一跤,仰面跌在天井里,正好一根冰凌子从屋檐上掉下来,直直扎在我弟媳妇的眉心上,扎出一个手指粗的洞,那血咕噜咕噜泉水般往外涌,把天井里的雪都染红了,还没送到医院就断气了。从那时起,我弟弟的脾气就变得十分古怪,一天到晚都不说话,看什么都不顺眼。第二年春上,我爹半夜起来小解,下大雨,屋里漏,地板滑溜溜的,摔了一跤,大腿骨折,在医院住了大半年,出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理,有些病人在躯体疾病、骨折或精神受到刺激后症状会迅速明朗化,我想阴松林应该就是骨折后引发的病。

我下意识看了一眼阴松林,发现阴松林正痴痴地看着我们,他那干涩双眼里渐渐变得潮湿起来,慢慢流出了两道浑浊的眼泪。

阴福生的姐姐大惊,爹,你怎么啦?

阴松林没有回答,眼泪顺着脸颊不断往下流,老人的喉咙发出尖利的怪叫,喉结大幅度上下滚动,他想从轮椅上站起,但他无能为力。

也许是某些事刺激了他的神经,唤醒了他的某些记忆?

阴松林像第一次看见我时那样,伸出枯枝般的手指着我问,你,谁?

我看了看阴福生的姐姐,不知是否要如实回答。阴福生的姐姐拉起他父亲的手轻声说,爹,他是信访局的领导,来帮我们的。

阴松林歪着脑袋看了我半天,指了指门外,他们,不好。

我明白老人说的他们指的是谁,很显然,城管在执法时他肯定是看在眼里的。我很难想象,当门楼被轰然推倒时,老人会想到什么。

我儿,不争气,该。显然阴松林很难控制大脑,所以他说话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而且跳跃得厉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目前已有短暂的判断和思维能力。

虽然从工作上来说,我对咸丰米店的调查已经结束,但此刻我突然有向阴松林打探咸丰米店以及他父亲阴寿堂某些事情的冲动。当时他父亲是城里的大户,为什么没有被苏维埃政府列入打土豪征收资财之列?当年他的父亲为什么会一口气借500担谷子给红军?虽然我知道此时向老人打听这些事不太合适,但我很明白,对于阴松林来说,能活到现在已经算一个奇迹,随时都会出状况。他这种病在中晚期记忆力大多严重丧失,即便有片段的记忆,也很容易转瞬即失,我担心今天这个机会失去就难再来,他随时都可能带着秘密离开这个世界。

我坐在阴松林面前,仿佛面对一尊瘦骨嶙峋的太湖石,让我真真切切体会到什么叫时间的无情和可怕。老人痴痴地看着我,我一时不知怎么开口。后来我见老人的眼光游离不定,似乎有着些许的慌乱和畏缩,他让我感到在过去的时光里他应该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

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向阴福生的姐姐询问。果然,阴松林是一个极为谦卑和胆小怕事的人,用一句话说是那种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人。

为了打消他的顾及,我轻轻拉住他的手问,你还记得当年你父亲开米店的事吗?

老人看了我半天,像个小孩般点头。

那你知道父亲借谷给红军的事吗?

老人的眼神有点游离,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我心里一阵激动,期待他说下去。

来了好多红军,都背枪,一担一担从家里往外挑谷子,挑好多,大半天,谷仓都空了。我娘心疼搂着我哭,我爹就骂我娘,用烟管打我娘的脑壳。老人扭过身朝后堂指了指,前面街上就是米店,伙计好多,吃饭坐几桌。机器轰隆隆响,白米流水样出来,就在那边。老人朝厅堂后指了指,又摊了摊手,早没啦。

听我爹说,我祖上是靠木材筏运起家的,我爷爷十八岁时就在翠江上放排。有一年,我爷爷和我太爷放排下福州,半路遇山洪暴发,在江上翻了船,我太爷死了,我爷爷捡回一条命后就改了行,用经营木材积攒下来的资金开起了米行,后来越做越大,生意做到了汀州和省城,成为城里有名的大粮商。阴福生的姐姐说,当年我家的房子比现在大十几倍不止,现在住的是原来的后院。她领我走到后堂——也就是厅堂后的一个小门,距门不到两米就是逼仄的高墙,黑压压让人喘不过气来,抬头只能看见窄窄的一线天。阴福生姐姐说,这是建行的后墙,原来这里是我家的米店和碾米厂,解放后米店充公后就和我家没有关系了。

我猜你早就听你父亲说过红军借谷的事吧?

没有,从来没听我爹说过。我弟弟也是今年清明节那天在纪念馆偶尔发现的。阴福生的姐姐解释,听我弟弟说,当时实验小学组织师生去革命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向我弟弟订了几个大花圈。我弟弟把花圈送到纪念碑下交给他们后,没事就到边上的纪念馆里溜达,也就那么凑巧,在一份展览的旧报纸上看到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事。我弟弟回家问我爹,可我爹说不清楚。后来我弟弟就跑去县志办查,还真是。

阴福生的姐姐叹了口气,我弟弟这人很犟,问过他两回,他让我别管,骂我一个妇道人家懂个屁。我人在乡下,他要折腾我也没办法。这不,钱没要到,人被抓了。

这是两码事。我提醒她。

我也不知他要折腾啥,要真想要钱,我爹早就要了,还等他。

我想想也是,阴松林其实从小就知道当年红军借谷的事,可从目前知道的情况来看,他从来没有对人提起过,阴福生姐弟俩不知道,就连他的发小高叔公都没听他说起过。按常理,他父亲借谷给红军是对当年革命作出了贡献,但他却将这件引以为豪的事埋藏在心里大半个世纪,能够解释的只能是他有意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我问阴松林,红军借谷的事你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吗?

没,没有。

为什么?

不,不敢,怕。阴松林像对我说又像在喃喃自语。

你怕什么?我感到很诧异。

阴松林突然就耷拉下眼皮不说话了。

我真担心他的记忆会就此断片,这样的机会很有可能不会再有。我拉起老人的手,老人的手冷得像一坨冰,让我像被火烫了般打了个激灵。我问老人,为什么?

老人的眼光开始畏缩起来,不再回答我。

我换了个话题,你娘是叫林墨玉吗?

阴松林翻起眼皮看我,然后摇了摇头说,我娘叫福妹。

这就怪了,我记得我在阴寿堂的户口簿上看到他的妻子明明就是林墨玉,虽然备注栏注明出家,但阴松林怎么否认呢?

墨玉是戏子,我爹纳的妾,后来,南山寺出家了。阴松林这句话说得比较完整。

为什么出家?我紧追不舍。

我那时还小,我爹说是被我娘害的,我也不知,那戏子出家后,我娘有一天就上吊死了。阴松林突然脖子用力朝前一伸,枯枝般的两手在胸口乱抓,脸上青紫,喉咙咕噜噜一阵响动,脑一歪就耷拉在藤椅上。

阴福生的姐姐扑上去大叫,爹,爹,你怎么啦?

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抱起老人三步并着两步冲出屋,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将老人送进医院急救室。幸好老人是一口痰堵在胸口憋过气去,用吸痰器吸出痰后,气顺了上来。总算有惊无险。

从阴松林短暂的碎片似回忆中可以肯定他以前对过去那段历史是很了解的,但他几乎未对人提起。虽然他一辈子谨小慎微,但要守口如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让我觉得,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都有一些特别的深意。我想,阴松林会将当年他父亲借谷给红军的事埋在心里这么久,不敢对外人提及,应该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在解放前怕招来杀身之祸。红军长征出发后,国民党军随后就杀了回来,到19504月全县解放这16年的时间里,我们县都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因此对于曾经借谷给红军这件事,阴寿堂秘而不宣,阴松林在其父的教导下也守口如瓶。第二是解放后,运动频仍,作为工商业主和资本家的阴寿堂自然成为被斗争的对象,特别是阴寿堂在抗美援朝时响应政府的号召一次就捐了一箩筐的银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认定是大资本家后代的阴松林成了专政对象,家里被抄,红卫兵挖地三尺寻找阴寿堂留下的金银财宝,吃尽苦头的阴松林认为这都是当年其父炫富招来的后果。虽然他知道当年他父亲有借谷给红军,但他没有证据,口说无凭,他不敢说,说了也没人相信,对一辈子胆小如鼠的阴松林来说是怕说出来惹祸,所以这事也就一直被他掩盖下来。至于向政府讨债他是连想也没有想过的事。

虽然今天有了意外收获,但阴福生被抓让我心情还是有点沉重,我怀疑他一次次不合情理的所作所为是否是心灵的扭曲所致?是不是真如邹所长所说由于生活的不如意在不断寻找发泄口?但不管怎么说,当得知公安局以暴力抗法对阴福生做出拘留五天的治安处罚时我还是舒了口气。毕竟还是治安案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要不他这一生真是彻底毁了。

我决定不管阴福生有何想法,在他出来后都要找到他来彻底谈一次,从他姐姐告诉的阴福生很希望我去找他,说明他还是比较信任我的。可没想到的几天后我见到阴福生时,他对我的态度变得十分蛮横不讲道理,连门都不给我进。阴福生说,只要你们做得不合理,我就没完!根本不给我和他沟通的机会,他的这种态度让我十分窝火。

我把苏景安叫来,告诉他他之前对阴福生的猜测都是主观臆断,我了解了这么久,也没弄清阴福生除了要钱还有什么别的动机,他这人就是一个蛮横无理找碴的刺头。我表示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我的任务已结束,再没继续调查下去的必要,为了早日结案,我会建议县长,连本带息给付,把阴福生的上访案件彻底结案,免得夜长梦多。

但苏景安认为我这是消极的做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如果就此结案,就算暂时将矛盾平息下来,阴福生的不满情绪有所收敛,但一旦有新的触发,就有激化的可能。

这阴福生真是喜怒无常,那天他姐姐告诉我,他一直希望我能去他家,可我真去了他连门都不让我进。

苏景安说,之前他希望你去他家,是希望你能给他解决问题,因为你代表政府,说明他对你怀着希望,他希望你能为他做些什么。虽然阴福生一直对你们很排斥,不愿意和你们主动沟通,但我总觉得他强硬甚至蛮不讲理的外表下其实掩饰着渴望被理解与同情的心灵。

既然如此,他为何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他之所以对你态度大变,我想是和被拘留有关。据我了解,那天是城管先动手,如果说阴福生是暴力抗法,那么城管就是暴力执法,可被处理的只有阴福生。因为这事处理不公,让他对你们失去信心,换句话说是对政府失去信心。阴福生是有着强烈自尊心的人,这种自尊让他将自己包裹在一个坚硬的外壳里。或许是经历的不公平让他对社会产生一种抵触心理,从而表现出拒人千里的态度,人最怕的是被忽视被无视。很显然,阴福生处于弱势地位,他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并且面临的是司法不公正、不公平甚至歧视,这就让他对政府失去信任,从而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抵触心理,如果他的这种抵触心理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政府部门处置不当,那么就会让矛盾更激化。我觉得,只要找出阴福生信访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你觉得这个症结是住房问题吗?

我觉得是。苏景安说,从你提供的情况来看,阴福生申请过公租房,被公安局拘留也是因修房引起,另外他老婆的死,他父亲摔伤好像都和住房有关。一个弱势群体如果得不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导致生存与生活困难,有些人就会采取一些不寻常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阴福生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他知道必须通过一个可以让政府无法拒绝又必须重视的理由来解决他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实际困难。

我怎么听了一头雾水。

这么说吧,阴福生申请公租房,但按现行的政策他的条件达不到,所以相关职能部门不批也合乎情理,但阴福生又存在着实际困难,所以他很希望政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到他家具体了解情况,但他的这个诉求一再被忽视,这就让他对职能部门有很大的意见,特别是辖区居委会。他认为他们工作不到位,因此对居委会的工作不配合,甚至出现刁难的情况,其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理解他的诉求,但居委会坚持按政策办事,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这个时候,阴福生就寄希望上级政府,正好他偶尔发现了他爷爷借谷给红军的事,就想借要债这个理由来达到他的目的。不料一开始县政府就答应给他十万元,但阴福生觉得他最终目的还没有达到,所以又提出连本带息的要求,而且他不断提醒你到现场去调查,目的就是让你到他家发现他的实际困难,能帮他解决最终诉求。可是你一心想了解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事,对他家的恶劣的居住环境和条件视而不见,这就让他很失望。为了修缮房子被拘留后让他更失望,对你们的工作彻底失去信心,因此他抱着死磕到底的决心,即便达不到目的也要出口怨气。

就算你分析得对,但阴福生要钱也一定是真的,毕竟那是十万元,对他那种家庭应该算是一个大数目。

阴福生当然知道,政府最低给他十万元是少不了的,所以为了达到他另外一个目的他不断跟你们提条件,但却没有一个人理解他的意图和诉求。

如果真如苏景安所说,那么阴福生的问题就不难解决,关键是我们的分析究竟对不对?

春节一过,日子就跑得飞快。

当我接到南山寺慧昭师太挂来的电话时,才感觉清明要到了。她告诉我,寺里的桃花开够了,再不去就要谢了。南山寺距城20来里,山高林深,环寺有桃林数百株,清明前后,桃花竞相开放,形成一片花海,清香扑鼻,成为一大景致,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观赏。慧昭师太已年过古稀,在南山寺做住持亦有30多年,她对禅学研究颇深,是县里的政协委员。我和她相识多年,每年桃花盛开时我都会上山一趟。但我这回去,除了赏花外我还想向她打探一个让我十分困惑的问题——当年阴寿堂的老婆林墨玉为何会在南山寺出家。

关于墨玉的故事寺里一直都有流传下来,不过这是红尘俗事少人提及,你打听这干嘛?慧昭师太一边煮茶一边问我,满室茶香氤氲,檀香袅袅。

我说,是牵涉到工作的事。

慧昭师太理解地点点头,既然如此,我就将知道的告诉你。据说那女子在寺里一呆就是20多年,解放后几年才去世。当年那女子的男人经常会上山来求她返俗,但女子说什么也不答应。那男人很痴情,常在寺门外一站就是一天,但最后都是一人下山。女子死后,那男人在桃林哭了一天一夜,从此再没来过。

既然她男人那么痴情,为什么墨玉至死都不肯原谅他呢?我问。

据说那女子从来不说因何出家,她的故事得以在寺里流传下来和庙里一个担水的僧人有关。慧昭师太轻轻啜了口茶,当时庙里专门有一个担水的僧人,那僧人看那男人隔三差五上山来求出家的女子,很同情他,有时就会叫那男子到伙房坐一坐,时间长了,那男子就将女子上山为尼的因果告诉了他。

慧昭师太顿了顿,按理说,我出家人不该说这样的红尘俗事,但我们是朋友,既然你问起,我也就不避讳。传说那男子是城里的大户,生意做得很大,这出家的女子是他纳的妾。男子对这女子宠爱有加,但男子经常要出远门,女子又喜欢出去听戏,男子就对女子放心不下。有一回要去省城两个月,男子就在女子手臂上点了守宫砂,两个月后回来一查看,女子手臂上的守宫砂不见了,男子就怀疑女子红杏出墙,又打又骂,在地上铺一层打碎的磁碗片,逼着女子跪在上面,稍有不从就用烧红的香在女子身上烫,硬要逼女子招认不守妇道之事。女子打死不招,一天晚上趁人不备,在火烛上烧断捆绑双手的绳子,一口气跑到南山寺削发为尼了。

何为守宫砂?

慧昭师太看了我一眼,答非所问,佛教五戒有一,为当行清净梵行之善也。

我不明就里,但又不便再问下去,便接过话来说,后来男子发现错怪了女子,可惜女子万念俱灰,说什么也不愿再跟他下山了。

应该就是这样。慧昭师太看了我一眼,不再说话。

禅房外一片花海,灿若云霞。

那天晚上在苏景安家的阳台上,当我和他聊起墨玉的故事,苏景安告诉我,他曾经看过一本小说,上面提到古时丈夫为防女人红杏出墙,在外出时把用朱砂喂大的守宫捣烂涂在女人身上,叫守宫砂。如果女人期间和别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守宫砂就会消隐不见。从你说的情况来看,大概是阴寿堂外出回来发现墨玉身上的守宫砂不见了,断定他和别的男人通奸,所以才有后面的事。

对于守宫砂之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怪不得慧昭师太会用那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来搪塞我。

想不到小说里的故事竟然在阴家真真确确发生过。我说。

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科学依据。很有可能是阴寿堂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后,后悔莫及,但墨玉被他伤透了心,宁可孤灯伴影也至死不肯原谅他。

你对阴松林的母亲在墨玉出家后自缢这件事怎么看?

这大概是女人的嫉妒心作祟导致的后果,应该是她设计陷害了墨玉,至于怎么陷害,这是死无对证的事,你我也不得而知。最后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阴寿堂发现后肯定饶不了她,逼迫之下只好寻了短见。

这大概算最好的解释了。所以1953年阴寿堂的户籍资料里妻子一栏写着林墨玉,备注栏注着出家就可以理解了,不管怎么说,阴寿堂算是个很痴情的男人。

我倒觉得阴寿堂是个心肠狠辣又十分狡猾的生意人。

何以见得?

我们暂且不说他为了一个小妾逼得老婆上吊,就说当年他在县城也算是大户,换句话说叫资本家,当时苏维埃政府对不少地主富农的资财是通过征收,其实就是没收,为什么阴寿堂却是以借的形式?而且还受到红榜表扬?

这点我可以解释。我告诉他,前一段,我在党史办查了一些资料终于搞清了这个问题。1930年红色政权建立后,地处中央革命根据地边沿的我家乡,一方面受国民党反动派及刀团匪的袭击和骚扰,一方面又受到国民党政府严密的经济封锁,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和破坏,人民生活发生很大困难,针对这一情况,县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苏维埃政府“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合作社运动”的指示,积极发展苏区经济,解决军需民用困难,支援前线,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当时苏区政府采取组织合作社和容许并奖励私人资本的投资,鼓励商人与白区进行经济贸易。并派队伍沿途保护商人不受敌人袭击,大大提高了广大商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当年曾在闽赣边界的姑嫂岭发生过一次战斗,就是红军为保护商人被刀团匪劫杀,那一仗打得十分惨烈,牺牲了20多名红军战士。

苏景安有点惊奇地看了看我,行啊,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那我问你,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苏区政府在1934年筹集粮食过程中还对一些商人采取没收手段,这不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吗?

这要做具体分析,并不是所有商人都积极支持革命,有的还可能破坏革命,对于这部分反动商人,苏区政府肯定要严厉打击的。另外,我分析,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作出西征的决定后,当时是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征收粮食,就像县志所说的层层发动动员,打击破坏分子。

照你这么说,阴寿堂应该算一个有着很高觉悟的商人咯。

那当然。我肯定地回答。

苏景安点了一根烟用力吸了一口,从资料记载的情况来看,当年全县借谷给红军的群众成千上万,但无出其右。不过,我倒觉得阴寿堂并不是有多高的觉悟,我猜当时很有可能是不得不借。

此话怎讲?我感到奇怪。

你想哈,阴寿堂当年因为有了全县第一台碾米机,他成了这个行业的老大,他的米业生意应该无人望其项背,年纪轻轻能够把生意做得那么大,必定是个十分精明的人。之所以会一口气借500担谷子给红军,我想他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审时度势的。

此话怎讲?

很简单,在那种情形下,可以说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中央红军是在筹集粮食为长征做准备的,他在县城是米业中的老大,如果不借,苏维埃政府完全可以用对地主富农征收资财的方式来没收他家的资财,这一点阴寿堂应该非常清楚,所以我敢肯定这500担谷子是阴寿堂主动提出借给红军的。由于他的积极表现,最后的结果自然得到苏区政府的表扬,成了红色商人。

虽然你分析的头头是道,但我觉得你这种猜测有污蔑之嫌,你就没想过你这种猜测侮辱了一个当年积极支持革命的商人吗?

我绝对没有污蔑阴寿堂的意思,但我的猜测是建立在我理性的分析之上的。苏景安把烟蒂丢在烟灰缸里,我为什么会做这种猜测呢?你想,红军长征出发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对革命群众展开疯狂的反攻倒算,全县遭杀害群众三千多人,当时城关被杀害的红军家属和支持革命的群众就达一千多人,可为什么阴寿堂却毫发无损,反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成了为国民党县政府长期进行粮食加工的商人,这说明阴寿堂是十分精明又懂得见风使舵的人。他凭着他的精明和算计,在苏区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之间都能游刃有余,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还保全了他家的产业,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如果你这么对阴福生说他爷爷,他非跟你拼命不可。

苏景安哈哈笑起来,那也未必,我倒希望和他能面对面探讨一番。

虽然我一时无法反驳苏景安,但我认为,不管当时阴寿堂的动机如何,事实上他都为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对于我这个观点,苏景安也表示完全同意,所以作为阴寿堂的后人,阴福生向县政府提出要归还他家的债务,即便是连本带息归还我都认为不过分。苏景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悠悠地说,毕竟我们欠老百姓的太多了。

苏景安终于说出了“我们”,我很明白,他说的“我们”指的是谁。

      

谁都没想到今年的雨季会提前到来。

一连几天的暴雨,濉江水位明显上涨。但许多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洪水会来得那么快,等到大家回过神来时,县政府里大院内已是一片泽国,停放的车辆一转眼就全泡到了水里,到处都是车辆的此起彼伏报警声。濉江水位在急剧地上升,到了下午三点多,中山大街已成了一条汹涌浑浊的河流,已经分不清哪是河,哪是路了。洪水如脱缰的野马,裹挟着泥沙、树木、电杆、以及被冲垮的房屋和大量的垃圾杂物呼啸而下,有些还卷进县政府大门。被困在二楼办公室的我后来才知道,造成濉江水位急剧上升的原因是城西的龙门大桥的桥洞被上游冲下来的十几棵水桶大的大树堵塞,顺流而下的杂物越堵越多,不到半天时间原本连接城南城北的龙门大桥成了一条拦河大坝。洪水无法下泻,迅速暴涨,首当其冲受灾的就是地势较低的下东门一带,近千户百姓来不及撤出,生命财产危在旦夕。武警官兵乘坐冲锋艇欲对龙门大桥进行清障,但几次未果。而上游冲下来的杂物越积越多,水势凶猛,中山大街的水位已经达到近两米,情况万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县委县政府毅然作出决定:炸毁龙门大桥,下泻洪水,确保下东门百姓生命安全。

晚上八点十分,随着“轰轰——”两声巨响,龙门大桥在爆炸声中断为两截,肆虐的洪水如脱缰的野马一泻千里,水位迅速下降,下东门一带保住了。

此次洪水来势凶猛,是短时间濉江水位达到清嘉庆以来最高的一次,让人猝不及防,在抗洪救灾中牺牲在一线的党员干部有八人,其中中山居委会主任王大妈在下东门疏散群众中落水,直到十天后在下游的高峡水库才找到她残缺不全的遗体!

洪灾过后,县政府迅速下拨救灾物资,组织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县政府大院内的淤泥有半米高,当干部们从淤泥中清理出一根水桶粗的木头时,许多人都以为是棺材。这根木头乌黑,有六七米长,上面有不少被虫蛀的小孔,我总觉得有些眼熟,仔细一想,它就是阴福生家支撑厅堂的那根木柱。阴福生家的顶梁柱都被大水冲到县政府了,可想而知,阴福生家受灾有多严重。

当木头被清运垃圾的铲车吊起时,或许是年久腐朽和被大水浸泡的缘故,突然从中间断为两截,一个油纸包裹从木头中的暗槽中掉了出来。干部们七手八脚打开一看,里面全是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00斤的借谷票,一算,正好5万斤!

我给阴福生挂电话,可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一个星期后,阴福生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他依旧穿着那件草绿色的廉价迷彩服,穿着雨靴。他在门口将雨伞转了几圈,伞面上的雨水就呈放射状撒开,洁白的墙壁上甩上去一道水线,很快就湮湿开来。阴福生收了伞,将伞靠在墙根,将两脚在地板上顿了顿,才走进门来。虽然我一直希望能与阴福生好好谈一次,但真的面对他的时候,我却莫名感到隐隐有些压力。

我告诉他,不仅找到了他家的借谷票,而且县政府已经特事特办,同意连本带息偿还他家的债务20万元。

可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阴福生说他不是来要钱的,是来撤案的。

我以为我听错了,愣了半晌才问,为什么?

阴福生咧嘴笑了一下说,不为什么,我不想要那钱了。

我说,毕竟你家受灾了,这钱对你很需要。

阴福生说,是很重要,但我突然觉得要这钱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回事。

阴福生的话让我听起来总觉得有点不真实,我问他,你是不是怪我们把这事拖得时间太长?让你失望了?

阴福生点了点头,然后又摇摇头。

我说,你家的借谷票,我们将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阴福生轻轻地舒了口气,想了想说,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就捐给纪念馆吧。

阴福生说完就要走。我突然就觉得亏欠了他什么,叫住他,我能帮你做点什么?比如帮你协调住房的事?

阴福生说,不要了,政府已经给我安排了公租房。

我真没想到,拖了大半年的让我焦头烂额的信访案件居然就这么轻而易举结案了,我一时真说不清这究竟是为什么?

第二天早上,中山大街挤满了给王大妈送葬的人群,当送葬队伍浩浩荡荡从县政府门前经过时,我看到了紧跟在灵车后面的阴福生,吹着一杆唢喇,如泣如诉。

你知道王大妈是救谁落水的吗?苏景安问我。

救谁?

阴福生的父亲阴松林,我也是才听说的。苏景安说,阴福生其实是一个很知恩图报的人。王大妈失踪后,阴福生顺着濉江整整寻找了五天。

原来如此,难怪我之前一直联系不上他。

其实我们的老百姓是很容易满足的,他们对我们没有很大的要求,只要我们不要忘记曾经对他们许下的诺言就行。

我说,是啊,有些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但无论过去多长时间,都不能忘记曾许下过的诺言,永远都不能忘。

自古君子重然诺,也许,你我都不算君子,但我们的政府不能不是。

我们说这话的时候,太阳升起来了,这是洪灾后第一次雨过天晴,被洗涮过的中山大街虽然还遗留洪水肆虐过的痕迹,但却显出一片清新。(宁化:鸿琳